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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学史需要新的书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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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成一农

  近代以来,“科学性”和“准确性”是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历史书写一再强调的重点。20世纪前半期,在学术研究和社会思潮中,“科学主义”和“线性史观”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两种观念对于近代以来大量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学科研究对象的历史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在科技史领域。大致而言,这种历史书写以线性史观为前提,以从文献等材料中挖掘出的、能够体现“科学性”的某些对象为素材,从而构建出“科学性”不断提高的发展史。不可否认,这样的历史书写极大地满足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心理需求。在这种视角下构建的科技史,体现出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科学技术,甚至某些时代在某些方面领先于世界,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种观念认为,由于自古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因此清末以来中国的“落后”只是暂时的、“偶然的”。只要认清世界发展的潮流,再加上自身的努力,那么中国在未来必然会再次追上世界发展的步伐,甚至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地图学史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不过,通过近年来的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中国古代地图中缺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性”,绘制的“准确性”也不是中国古代地图绘制者主要追求的目标。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有着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而这套价值标准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和文化传统。因此,近代以来中国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对中国古代地图存在一定程度的曲解,其对中国古代地图的解读也并未完全基于中国古代社会实际和传统文化。

  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背景

  究其根本,近代以来中国地图学史历史书写的潜意识认为,“科学”存在于所有古代文化中,也是所有古代文化都追求的目标。这样的认知显然是以“西方”为标准的,进一步而言是以“近代西方”为标准的,是建立在“西方中心”基础之上的。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要有世界的眼光,但并不意味着必须认为世界的发展具有一致性,认为当前占据主导的某些原则和价值取向具有“普适性”,甚至以此研究历史。而是要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具有多元性,应以“同情”的眼光来研究历史。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应当可以彻底摆脱从“科学”角度看待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压力,卸掉试图证实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不落后于西方的责任,而“李约瑟难题”也成了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错误的。总之,对于中国传统舆图的评价,应当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

  当然这并不是指责以往研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学术是基于时代的,没有完全脱离于时代和时代需求的学术。因此,这种建立于“科学主义”和“线性史观”之上的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在20世纪前半期甚至今天也有其合理性,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认知,一种有其合理性的历史书写。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树立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样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主题和需求,但在这个中华民族崛起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在传统文化中挖掘符合“西方”标准的那些“精髓”来树立民族自信心,而是需要在重新审视和真正理解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来挖掘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以创新性研究树立自信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古代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但这并不足以让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对当前的中国表示尊敬,从而成为我们自信的来源。在人类历史上也没有任何国家和民族,仅仅通过挖掘传统文化就获得了自信。欧洲的文艺复兴,虽然最初是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但实际上是在挖掘希腊罗马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进行的全面创新。而且文艺复兴时期,在汲取希腊罗马文化精华的同时,随着创新和地理大发现,欧洲抛弃了很多希腊罗马文化中过时的内容,正是这种创新造就了当时欧洲人的自信。如泰奥·帕尔米耶里(Matteo Palmieri)(1406—1475)就曾自豪地说,这是“如此充满了希望和前途的一个新时代,这一时代产生的高贵而有天赋的灵魂的数量超过了在之前1000年的世界中所看到的,这真是让人感到欣喜”。让他感到欣喜的是他所在时代的“高贵而有天赋的灵魂”,而不是希腊罗马时代“高贵而有天赋的灵魂”。因此,文化自信的来源,是建立在挖掘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当下的精华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对世界文化作出贡献,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同和尊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才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源。加强当下的文化建设则是进一步强化这种自信的基础。因此,文化自信要建立在汲取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的创新,其重点在于“当下”而不是“过往”。

  如何重新审视和真正理解传统文化,是当前史学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未来学术的创新点。当然,这样的学术研究并不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而是要确立一套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且又能在学术上被世界接受的话语体系。既有学术性,又有民族性,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才能对世界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由此才能在这个新时代确立真正的民族自信心。

  多角度全面书写地图学史

  在当前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应当注意两个层面。

  第一,扩大涵盖面。自20世纪前半期以来,以王庸为代表的学者所撰写的中国地图学史,几乎都是以中国古代的寰宇图和全国总图为基础叙述的,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地图学史”。因此,目前的中国地图学史,仅仅是中国古代寰宇图和全国总图史。即使如此,这些论著中谈及的中国古代寰宇图和全国总图数量也极为有限,主要集中在那些体现了“科学性”或者绘制精美、图幅宏大的地图上。即使对中国古代寰宇图和全国总图史,我们当前的认识也是片面的。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也迟迟未能被吸纳到世界地图学史的主流研究之中。我们一再书写的都是世界地图学史学界早就耳熟能详的东西,这也是颇具影响力的J.B. 哈利(J. B. Harley)和戴维·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主编的《地图学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丛书的中国部分不采用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地图学史的原因。

  实际上,中国古代地图种类众多,除了寰宇图和全国总图之外,还存在大量其他类型的地图,如河工图、政区图、城池图、海图、天文图以及山川图等,而绝大部分地图类型一直没有学者对它们的脉络进行梳理。时至今日,这些地图类型对于我们而言依然是陌生的。不仅如此,以往研究中几乎完全忽略了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而这类地图数量众多,仅就《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五套丛书统计,其中收录的地图多达近6000幅。

  当前和未来中国古代地图历史书写的侧重点之一应当在对中国古代地图进行全面整理的基础上,按照类型勾勒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脉络。欧洲的、伊斯兰文化的以及中国的地图学史是世界古代地图文化主要构成部分。因此,仅仅对中国地图学史的全面梳理,就必然是对世界地图学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这也是在世界地图学史研究领域建立中国话语权的第一步。

  第二,摆脱西方中心观,从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入手,从更多的视角确立多元的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要做到这一点,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走到地图图面内容的“背后”。

  譬如,可以将地图本身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和知识的载体,并将其放置在其形成的各种背景中去看待和分析。流行于明末清初的“古今形胜之图”系列地图主要是对流行于士大夫阶层的各种系统化知识的整合,但这一系列地图的主要受众是普通民众。从知识史的角度对这一系列地图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引申出一些值得思考的结论。作为知识载体的地图和书籍,制作它们的首要目的并不一定是承载和传递知识,它们的功能是多元的,也是变化的;决定某种知识的流行群体的不仅是其内容,还有其表达形式,甚至载体等各种因素;决定某种知识是否流行的因素是多元的,在其间发挥作用的并不一定是知识内容的优秀与否,还取决于知识的其他各组成要素,如表达形式和承载形式是否能迎合受众的需求。因此,今后完全可以从作为商品和物品的中国古代地图角度来撰写一部中国地图学史。再如,中国古代绘制了大量寰宇图和全国总图,这些地图展现了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和“疆域观”,今后完全可以从中国古代“天下观”和“疆域观”的形成和演变的角度来撰写一部中国地图学史。

  众多角度的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实际上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结合起来,不仅会加深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而且也可以对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结论在新的时代提出新的认知。这种基于文化进行的地图学史的历史书写,已经超出了地图学史本身,符合当前世界学术研究的潮流,中国学者目前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完全可以在这方面的实证和理论领域与世界顶尖学者对话。历史书写是时代和时代需求的反映,在新的时代,我们需要新的历史书写。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16ZDA11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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