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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斗争

来源:《求是》2020-02-17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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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郑洪

  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在防治危害尤其严重的传染病方面,我国从古到今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教训,值得回顾、思考及取鉴。

  一、历史上的瘟疫之害

  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瘟疫多不胜数,《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辑录1840年以前就有826条记录,其中有不少疫情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过重要影响。

  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曹操军队败于孙刘联军,背后其实有《三国演义》没有写的重要影响因素——瘟疫。《三国志》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唐朝天宝十三年,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南诏坚壁清野,唐军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最终大败,不但留下了“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的惨痛记忆,并且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令大唐王朝由盛转衰。

  在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钓鱼城坚守达36年之久,令世人震惊。当时蒙古军队发生瘟疫,《元史》记载,在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亲征时,“驻合州之钓鱼山,军中大疫,方议班师”,这使南宋军民获得喘息时机,最后一直坚持到1279年。

  在明亡清兴之际,瘟疫的暴发也曾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史载,1641—1643年北京连年大疫,《崇祯实录》称:“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疫情十分惨烈,甚至导致北京守城军队严重缺额,于是在李自成农民军进攻时一触即溃。

  以上仅是一些历史重要关头中的典型事例。实际上在幅员广大的中华大地,不同流行规模的瘟疫可以说无岁不有,严重危害着民众的生命健康。

  二、对防疫的探索与认识

  有瘟疫必然有同瘟疫的斗争。在甲骨文中,我们已能看到早期所采取的措施。例如卜辞有“疾,亡入”,意为不要接近病人,可能因为得的是疫病。在出土大批甲骨的殷墟,还发掘出了完善的下水道,说明城市已有公共卫生设施,有利于减少疫病产生。

  《周礼》记载了周王室定期举行“以索室驱疫”的时傩活动以及负责“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疫”的官员。《周易》一书出现了后世常用的“豫(预)防”一词。用药物来干预疫病的做法也开始出现,《山海经》载有熏草等7种药物。

  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记载了秦代对患麻风的犯人进行安置的机构。而汉代则有在瘟疫流行时收容和医治平民的机构。《汉书》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中国防疫史上第一次比较规范的记载。

  秦汉时期,在传统哲学思维的指导下,中医药学趋于成熟,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防病治病的理论和技术体系。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有完整的疫病防治思想,包括“五运六气”致病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防疫观和“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防治观等。“五运六气”理论构建了推衍疫病发生的宏观预测体系,在今天看来其精华实质在于探索影响人体发病的内外在因素。外因是否导致发病,又取决于内因“正气”,即人体的体质与抵抗力,所以增强正气可以预防疾病。人们应该在发病之前加强预防,或者在发病早期及早治疗,或者治疗后防止复发。其他中医经典如《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则提供了防治疾病的辨证处方与药物知识。这些经典理论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

  在有效的理论指导下,社会对防治疫病的认识不断发展。

  首先是对传染性的认识加深。比如进一步区分了传染性不同的疾病,隋代巢元方说传染病是感“乖戾之气”得病,有其特殊病因。在此基础上,明代著名医家、《温疫论》的作者吴又可总结成“戾气”学说,指出“气即是物,物即是气”,敏锐地指出疫病病因可能是某种不可见的物质。这是非常接近于微生物病原学的假说。

  其次是对疫病的预防与治疗有了进步。在预防方面,华佗提出用屠苏酒,葛洪提出用老君神明散,后来又有人提出常服藿香正气散,唐宋时期广泛应用香药来预防疾病,明代流行焚烧苍术来净化空气。明朝中期,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在民间出现,经过不断发展,清朝将其引入宫廷,为皇室成员种痘,还在许多地方推广。一些外国使臣也来学习,并把这一技术带回欧洲,后来英国医学家贞纳在此基础上发明牛痘接种术,为最终全球消灭烈性传染病天花奠定了基础。在治疗方面,在伤寒学说的基础上,明清时期形成了温病学和瘟疫学体系,为临床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理论指导。

  第三是防控措施不断完善。晋朝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防疫措施,《晋书》记载:“朝臣家有时疾,染有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宋代注意对染疫死者的尸体尽快处理和火化。清代宫廷中设“避痘所”隔离感染天花者,规定在隔离九日后亲人才可探视。

  以上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对防疫有丰富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瓶颈。

  第一个瓶颈是缺乏组织性防疫。这是封建王朝统治的局限性决定的。有的统治者残忍无道,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南征,遇到疫疾,大臣都要求退兵,他竟然说,这是“天命”,我只要征服四海,不用担心没有人民。有的统治者虽然提倡“仁政”,但所采取的一些防疫手段也只应用于朝廷官员。在民间,每当瘟疫流行,地方政府与社会人士往往只能做一些临时性的收容、散药等工作,没有持续性。明代学者吕坤曾疾呼,每个州都应该拨出专款,用于培养医生和购置药材以应对疫灾。但在落后和纷乱的封建时代,这些呼吁根本无法实现。

  另一个瓶颈是防护技术不足。虽然认识到疫病会传染,但无法根本性阻止。这种局限给古代防疫带来伦理难题,引起宋代学者的讨论。南宋经学家程迥看到有家属离弃染病的亲人,于是说疫病是天时不正引起的,不会人传人,要求人们留下来照顾病者。朱熹则认为应该公开真相,让人们在了解的前提下去自主选择救护亲人。南宋教育家欧阳守道进一步指出,“气接则病,气不接则不病也。”但是古代条件下,如何令“气不接”一直缺乏手段。吴又可虽然认识到“夫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但也感慨“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受科学技术因素的制约,古人无法知道空气中有不同大小的病原颗粒,不能发明相应的隔离防护用具和有效消除病原。

  三、大疫之中有大医

  防疫与治疫,都离不开医生。中国古代,有一批批的大医,在大疫中挺身而出,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应对经验。

  东汉末年,名医张仲景的传世名著《伤寒杂病论》就是在瘟疫中写就的。当时,张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10年间死亡了2/3,其中因“伤寒”这种疫病死去的占七成。张仲景在伤心哀痛之余,积极救疫,后来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全书细致地辨别患伤寒者不同阶段的症状变化,提出相应治法,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之作。更为激励后人的是,他强调医生要有“上以济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担当精神,在研究医学中贯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严谨态度,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医圣”。

  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名篇《大医精诚》,树立了中医的医德规范,其中要求医生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在救治病人时“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他本人躬行实践,收治被社会歧视的慢性传染病麻风患者600多人。他还提出“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的防治思想,尤其提出了许多养生思想,其医德医术深为后世敬仰,有“药王”之称。

  1232年,蒙古军队围攻汴京,金兵死守数月,发生大疫。《金史》记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对当时流行何种瘟疫,学者们尚有不同意见。当时名医李杲则从中医角度出发,创立了脾胃学说,强调通过治理脾胃内伤,令“正气存内”以抵御病邪,这特别适合战乱环境中营养不良的人群。对于急性瘟疫,李杲创制的“普济消毒饮”全活甚众,人们将药方刻在石碑上以流传。他的学生罗天益也成为善于救疫的名医,在元代军队中救治了许多染疫的官兵。

  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现在仍然在应用的救疫名方,都是名医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如吴又可的达原饮、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1893—1894年,华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鼠疫大流行,从广东高州蔓延到广州、香港,此后数年连续不断。在疫延初期,高州中医罗汝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毅然亲入疫区,反复观察病情,最后选用解毒活血汤加减,采用特殊给药法,形成了有效治法。但第二年疫情复炽,再用原方竟然无效,罗汝兰再次实践,发现疫毒更重,于是全方加倍用量,最后“尚救九成有余”。他将成功经验写入《鼠疫汇编》一书,广泛传播,各地医生仿效应用,广东高要黎佩兰、福建郑奋扬都报告成功率达到八九成。

  面对各种瘟疫,一代代大医毫不退缩,不避艰险,反复在实践中研究治法,得出非常有价值的经验。但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防与治的不同作用。像清代著名医家罗汝兰,即使探索出有效治法,仍无法阻止鼠疫流行。《申报》记载,仅在1894年广东全省死亡达数万人,加上后来疫情十年间死亡近20万人。而同在1894年,香港采取了隔离防疫手段应对鼠疫,严格实行交通检疫,对所有感染者集中隔离,最终全年死亡仅2552人。这时医学界刚刚发现鼠疫病原,尚无有效治法,香港主要是通过有组织防疫取得了成效。这说明,在烈性传染病面前,再好的治疗也难以及时和全面地推广,这就需要靠强力的防疫手段来阻断。近代开始,世界相互联系逐渐紧密,防疫不再是单一国家和地区的事务,而成为了区域性甚至世界性事务。

  四、中西医并重的中国经验

  近代西方医学在晚清传入中国后,引起了很多关于中西医的比较与论争。但是在更加重要的公共卫生层面,清政府迟迟没有进行系统性变革。1910—1911年,我国东北地区暴发鼠疫大流行,疫情威胁京津,同时由于东北是日本与俄国的势力范围,清政府面临很大的外交压力。在此情况下,清廷起用西医伍连德主持东三省防疫。伍连德通过一系列的隔离防疫手段,有效地平息了疫情。1911年,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世界性的医学研讨会。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逐步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机制,先后成立了中央防疫处、东三省防疫总管理处、西北防疫处、蒙绥防疫处和海港检疫处等机构,各省市纷纷设立包含防疫职能的卫生管理机构。1916、1930、1944年国家三度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或《传染病防治条例》。由于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在广大城乡仍然只依赖中医中药来防治疫病。当时在观念上却出现了质疑中医药科学性的论调,甚至提出要废弃中医。

  实际上,中医早已在吸收新知,参与到传染病防治中。如1917—1918年山西等地鼠疫大流行,中医曹元森、杨浩如等前去大同与西医协同防疫;1919年廊坊一带霍乱流行,中医孔伯华、杨浩如等参加防治,他们深入村庄救治病人,受到欢迎。两次中医救疫的经验后来记载在《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一书中。

  1924年,山西再次发生鼠疫,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选派中医并能晓西医治法及针法”的3名医生,前去主持防疫,他们中西医结合,及时控制了疫情,事后编制了分别列明中医、西医治疗情况的详细报告。这些工作证明,中西医协同显然更有价值。

  民国政府后来通过《中医条例》,使中医合法化。在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医被纳入战时防疫体系。以中央国医馆为主设立的中医救护医院,先后在南京、重庆等地积极救护军民。由于抗疟药奎宁来源中断,在大后方还成立了国药研究室,通过研究验方,证实中药常山治疗疟疾有良好效果,提取了有效成分常山碱并确定其化学结构,引起世界药学界的瞩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在卫生与防疫中都实行了中西医合作的政策。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说:“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边区还广泛运用中草药防治疫病。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我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开辟了崭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忠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全面加强对卫生事业和防疫工作的领导。1950年8月即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确立了“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1951年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对全国防疫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数十年来,国家大力推行预防接种,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体系,健全传染病预防法律法规,积极开展鼠疫、血吸虫、疟疾、麻风、结核、艾滋病等专项防治。1961年基本消灭天花,2000年实现消灭脊髓灰质炎,许多传染病发病降到历史最低水平。进入21世纪后,我国改组建立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工作,成功应对SARS、新型禽流感、新布尼亚病毒等新发传染病,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事业不断完善,国民健康得到良好保障,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77岁,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中国70多年的防疫斗争史告诉我们,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没有党的坚强领导这个主心骨,没有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统一高效的制度优势,没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路线,没有医疗卫生事业的突飞猛进,就不可能取得公共卫生领域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

  在这个过程中,中医中药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显示了多方面的特色。1954—1955年,石家庄暴发乙型脑炎,中医郭可明成功救治多例病人,经卫生部专家实地调查,肯定了中医疗法的效果并向全国推广。1956年在北京乙型脑炎流行时,名中医蒲辅周沿用石家庄疗法效果不佳,后根据北京的情况加入去湿药,取得了良好效果。这说明中医治疗疫病需要辨证论治。

  1967年,我国启动5·23项目,研发新的抗疟药,屠呦呦在中药黄花蒿中发现并提取出青蒿素,经过全国协作的大范围、长时间验证,证实青蒿素有良好的抗疟作用。屠呦呦于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表明,中医药宝库中有许多珠玉值得挖掘。

  2003年SARS暴发,面对这个当时世界医学界尚一无所知的新型传染病,在实施有效防控的同时,中医大力发挥治疗作用,在降低发热时间、减少后遗症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肯定。这反映出中医治疫的又一优势。根据中医传统理论对邪正关系的认识,中医能够在病原体不明的情况下开展辨证论治,及早救治病患。

  显然,在我国继续大力提高医药科技水平,健全传染病防控机制的同时,充分发挥传统医药作用,加强中西医协同,就一定能将新时代的防疫工作推向前进。

  当前,中国人民正进行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斗争。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奠定的物质基础保障,有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孕育的“中国精神”支撑,有前仆后继、不畏牺牲的医护人员顽强奋斗,英雄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各种疠鬼疫魔,取得抗疫斗争的最后胜利!(郑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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